高考日，各个媒体的报道在全国读者视野里竖起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画风是这样的：

一向严厉的爸爸收起了自己的急脾气，学会了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和孩子讲话；

我一点没紧张，我妈晚上三点都没睡着觉；

妈妈舞着小红旗，祝孩子旗开得胜；

别出心裁妈妈用和女儿着“母女装”来鼓舞士气；

只要你呼喊一声爸、妈，他们都会像超人一样出现在你身边。

作为在插队落户时参加78届高考的考生，在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已经越过了那个大大的惊叹号后又阅历了“然后发生”的太多事，回望40年前和比较眼前，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用“往事历历在目”来形容我对当年高考的感觉，显得过于庄严沉重；用“记忆鲜艳如初”来形容当年的高考，也有些做作和矫情。其实我们这代人参加高考很有点“闹剧”的感觉。在“文革”读书无用，上山下乡光荣的口号下被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究竟应该是啥滋味，那时的我是傻傻搞不清的。从当时对我们的思想教育上说，应该是正确的吧？从自身体会上说，我对扛锄头种地肯定是极不情愿的；从自己的行为上说，我在积极表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然后，两年后的某个时刻就突然过度到1977年的“变天” — 邓小平重新掌政后又允许大家高考了。啥叫高考？都考些啥？大家都让考吗？反正这在我们有限的认知脑图里，很像又一场大家都要积极参加的政治运动。于是在稀里糊涂、乌泱乌泱中，我们这些平时在一起干活、一起玩闹的好朋友们，我们这些从不知前途何在、但也不觉得愁滋味为何的城边上的年轻人，就这样说认真也认真，说不认真也不认真地扎堆起哄，一起去赶考了。我们可不像扎根在地老天荒遥远边疆的哥哥姐姐们那般既有情怀又深感无助。我们就是一帮被从城里“撵”到郊区种地的熊孩子。我们赶集一样比肩接踵地蜂拥到公社“机关所在地”去报名高考，个个脸上洋溢着过节的喜气 ，一切都是正当而正确的，没人能拦住我们不去地里干活，去镇上溜达一圈的快乐，没人知道考上和考不上命运会有多大的不同。我们没有经历过高考前后的肃杀，没人教育过我们考上大学有多美好，没有比较也没有伤害，没有期待也没有恐惧，享受当下聚在一起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也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心情可是真好。“文革”十年积累了多少无书可读，期盼一举成功的年轻人，有多少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涌向高考考场的考生，然后我就一举成功了，这些话，都是我后来在人前的炫耀。在高考那个当下的时刻，感谢上天让我浑浑噩噩、乐乐呵呵地存在，没有背负现在的孩子们那么大的压力。

没有人指导我们如何复习高考，也没有学校办高考复习班挣钱。正好读高二赶上参加高考的妹妹不断给我输送学校里发的复习资料。妈妈也给我出过主意，到队里请假说姥姥生病去看姥姥，偷偷溜去杭州母校开了点复习的小灶。

我记得我妹妹见我背不出拗口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建议我考试时把答案写在脚底，靠挠脚丫搞定；我记得簇拥进初考教室的人都是来自一个公社的考生。进去一教室的熟人朋友，只三俩个人得到复试通知。得到通知的和没得到通知的都嘻嘻哈哈，就像平时你被分配去割稻，他被分配去挑粪；我记得队里的农村青年阿强听说我考外语，撇着嘴对我说：“你还能考外国人？随你怎么考，鼻子总不会比外国人高吧？” 我记得考场就在公社的小学，教室的课桌凹凸不平，得带一块垫板才能写字；我记得报考理工科的考生半小时后纷纷撤出了考英文的教室，我抬头看见从窗口探头围观我一个人做英语考题的人们，也能听见他们的叽叽喳喳：“她怎么还能写下去？” 我记得考完试后我麻溜利索地回到队里去参加抢收抢种，压根没想可以“束之高阁”坐等录取，只想到万一不能“分配”去城里读书，我还得积极表现让“贫下中农”推荐我上调到城里工作。我还记得我考上北外后，骑车十公里去公社调户口进京。天还热，我很快乐......

那就是在城边上插队的那代熊孩子体验到的高考。文革之于我们并不像那时的家长感受那么沉重；高考之于我们也不像后来的孩子感受那么严酷。

后来，考上了北外又留学牛津的我自然就成了大家认可的成功；后来，那个在考场坐在我前面座位，老想回头看我答卷的熊孩子，在我考上大学后也开始了认认真真的拼搏，就成了我们家乡那个城市的广电局局长，成为不少广为人知的电视剧的制片，活得风生水起；后来，那个在高考前就离开了我们走进军营的熊孩子，成了成功的军人又成了成功的商人，成为能护我周全的丈夫。他们没有和我在同一个时间点进入学校，却在后来纷纷进入大学完成了第一学位、第二学位。

我想说，日子可能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非此即彼的时刻。每个时刻都可以是机会，每个当下都可以举重若轻。我想说，比起结果，生命的体验更让我们感觉趣味满满、记忆深长...